温暖的黑夜慢慢降临。
女的留在别墅的客厅里。男的在门前,围着一张上面放着咖啡杯和小酒杯的圆桌子,坐在或者骑在花园的椅子上抽烟。
他们的雪茄在一分钟比一分钟浓重的黑暗中,像一只只眼睛似的闪着亮光。有人刚刚讲到前一天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故:两个男人和三个女人就在客人们眼前,淹死在对面的河里。

德·G…将军发言了:
是的,这种事激动人心,但是并不恐怖。
恐怖,这个由来已久的老字眼儿,含义要比可怕这个字眼儿多得多。像这样的一件可怕的事故能使人激动,使人惊慌,使人害怕,却不会使人发狂。要让人感到恐怖,需要的不正是内心的激动,不止是吓人的死亡场面;需要的是神秘现象引起的战栗,或者是超自然的、反常的惊骇的感觉。一个即使是在最悲惨的情况中死去的人不会引起恐怖;一个战场并不恐怖;血并不恐怖;最伤天害理的罪行也很少是恐怖的。
瞧,这儿有两个与本人有关的实例,它们让我真正理解了恐怖这个字眼的含义。
这是在一八七〇年的战争期间。我们穿过鲁昂,朝着奥德梅尔桥撤退。两万人左右的军队,两万溃不成军,士气低落,筋疲力尽的残兵败将到勒阿弗尔去重整旗鼓。
大地被白雪封盖。夜幕降临。从头一天起我们就什么也没有吃过;普鲁士人离得不远,我们急速地逃跑。
整个呈灰白色的诺曼底平原,上面布满着由围绕农庄的树木形成的一块块阴影,展现在低沉沉的、阴森森的黑色天空下。
在昏暗的暮色中,我们别的什么也听不见,只听见人群匆匆走动的那种混乱的、轻柔的,然而又是非常响的声音——夹杂着饭盒或者军刀的隐隐约约的碰撞声、无穷无尽的脚步声。士兵们弯腰曲背,垂头丧气,身上肮脏,甚至衣服还是破破烂烂的,迈着疲惫不堪的缓慢步子,勉强挣扎着,在雪地里匆匆地走着。
手掌的皮肤粘连在枪托的钢件上,因为这天夜里天寒地冻。我不止一次看见国民别动队的小兵脱掉皮鞋,光着脚走路,因为穿着那双鞋走路他感到那么痛。他在每个脚印里都留下一丝血迹。过了一会儿以后,他在一块地里坐下休息几分钟,可是再也没有站起来。每个坐下的人都成了死人。
这些精疲力竭的可怜士兵,在我们后面留下了多少啊!他们原打算等他们僵直的双腿稍稍休息以后,立刻就起来继续行走,可是他们刚停止了走动,刚停止了让他们失去活力的血液在冻僵的肉体里循环,就有一种无法遏制的麻木使他们不能动弹,把他们牢牢地钉在地上,合上他们的眼睛,在一秒钟里就使这部劳累过度的人肉机器瘫痪了。他们的身子略微往下陷,额头顶在膝头上,然而没有完全倒下去,因为他们的腰和四肢变得僵硬,硬得像木头,根本不可能弯曲或者重新竖起来。
我们这些比较身强力壮的人,一直在走着,冻得连骨头里都觉着冷,在这黑夜里,在这雪地里,在这寒冷的、致人死命的田野里,全靠了一股惯性作用的力量在前进。悲伤、失败、绝望已经把我们压垮,特别是那种被抛弃、完蛋、死亡、空虚的可怕感觉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我们看见两个宪兵,抓住了一个挺古怪的矮个儿的胳膊,这个人年纪很老,没有胡子,外貌确实让人感到惊奇。
他们在寻找一个军官,以为抓到了一个间谍。
“间谍”这个词儿立刻在掉队的人中间传开,俘虏立刻被团团围住。有一个人叫喊:“应该枪毙他!”所有这些疲惫不堪的,仅仅因为靠步枪支撑着才能站立的士兵,突然间一个个都愤怒得浑身发抖,促使成群结队的人去屠杀的正是这种疯狂的、兽性的愤怒。
我想开口说话,我当时是营长;但是谁也不承认有什么长官了,弄不好连我本人也会给枪毙的。
两个宪兵中的一个对我说:
“他跟着我们已经有三天啦。他见人就打听炮兵的情况。”
我试着盘问这个人:
“您是干什么的?您想干什么?您为什么一直跟着队伍?”
他用难懂的土话嘟嘟哝哝说了几个字。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人,肩膀狭窄,眼神阴沉;他在我面前的神情是那么慌张,我真的不再怀疑他是个间谍了。他看上去年纪很大,身体虚弱。他偷偷地察看我,神情谦卑,木头木脑,又有点狡猾。
围着我们的那些士兵叫喊:
“枪毙!枪毙!”
我对宪兵说:
“你们负责俘虏的生命安全……”
我还没有说完,就给猛地推了一下,倒在地上,只见那个人在短短的一秒钟的时间里被发了狂的弟兄们抓住,摔倒在地。他们打他,把他拖到大路边,朝一棵树扔过去,他倒在雪地里,差不多已经死了。
他立刻就给枪毙了。兵士们朝他开枪,重新装上子弹,又惨无人道地拼命地开枪。他们为了争开枪的轮次互相打了起来,他们在死尸前面排成队走过,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朝它开枪,就像人们为了洒圣水在棺材前面排成队走过去一样。
但是突然间有一声叫喊传来:
“普鲁士人!普鲁士人!”
我听见四面八方都有惊慌失措的军队奔跑的巨大的喧哗声。
朝这个流浪汉射击的那些枪声引起的惊恐,反而使行刑者自己发了狂,他们不明白惊恐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就拼命地奔逃,消失在黑暗中。
只剩下我一个人跟两名宪兵留在尸体前面。他们的职责使他们留下来守着我。
他们抬起这一堆好像给捣烂磨碎的血淋淋的肉。
“应该搜查一下,”我对他们说。
我把我口袋里的一盒蜡绳递过去。一个士兵给另一个士兵照亮。我站在他们中间。
搜查尸体的那个宪兵说:
“穿的是一件蓝罩衫,一件白衬衫,一条裤子和一双鞋。”
第一根蜡绳熄灭,又点燃了第二根。宪兵把一只只口袋都翻过来,接着说:
“一把牛角柄折刀,一块方格子手绢,一只鼻烟壶,一段绳子,一块面包。”
第二根蜡绳又熄灭了,点燃了第三根。在尸体上摸了好长时间以后,宪兵宣布:
“就这些。”
我说:
“把他衣裳脱了,也许贴肉可以找到什么。”
为了让两名宪兵能够同时行动,我开始亲自给他们照亮。在蜡绳快速燃烧、很快就熄灭的微光中,我看见他们一件件地剥掉衣裳,最后一大堆还有些热气,但是已经死了的血淋淋的肉完全裸露出来。
他们中间的一个突然含糊不清地说:
“见鬼,我的长官,是一个女人!”
我没法向您形容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奇怪、难受的痛苦感觉抽紧着我的心。我不能够相信,于是跪倒在雪地里,在这摊血肉模糊的不成形的东西前面仔细察看,果真是一个女人!
两名宪兵惊讶,沮丧,等着我拿主意。
但是我不知该怎么想,该怎么推测。
于是那个宪兵班长慢吞吞地说:
“也许她的孩子是当炮兵的,因为很久没有消息,她出来找他。”
另外一个宪兵回答:
“很可能是这样。”
我虽然见过一些非常可怕的事,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面对这个死去的女人,我在这冰冷的黑夜里,在这黑的平原中间,在这神秘的谜前面,在这被杀害的陌生女人前面,我体会到了“恐怖”这个词儿的真正含义。
可是去年,我盘问弗拉泰尔斯(2)考察团的幸存者之一,一个阿尔及利亚土著步兵时,又有了这种相同的感觉。
你们知道这个残忍的悲惨事件的那些细节。然而有一个细节也许你们并不知道。
中校经沙漠到苏丹去,他穿越图阿雷格人(3)那片广漠的土地。图阿雷格人在从大西洋到埃及,从苏丹到阿尔及利亚的这茫茫的一片沙海里,是可以和从前在大海上劫掠的海盗相提并论的海盗。
为队伍领路的那些向导属于瓦格拉(4)的桑巴阿人部落。
有一天在沙漠中间扎营,阿拉伯人说,泉水离着还有一段路,他们要牵着所有的骆驼去取水。
只有一个人告诉中校说他们背叛了他。弗拉泰尔斯根本不相信,他和工程师们、医生们以及几乎所有的军官跟着骆驼队一起走去。
他们在泉水附近遭到屠杀,所有的骆驼都被抢走。
留在宿营地的瓦格拉的阿拉伯事务处(5)的上尉便行使了对幸存者,那些土著骑兵和土著步兵的指挥权,开始撤退,因为缺乏驮运的骆驼,把行李和食物都抛弃了。
烈日把他们从早晒到晚,他们在没有阴影、没有止境的孤寂环境中出发了。
有一个部落来宣布归顺,带来了一些椰枣。椰枣里下了毒药。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毒死了,最后一名军官也在其中。
现在只剩下了几名骑兵,由中士波贝甘(6)率领,另外还有几名桑巴阿部落的土著步兵。骆驼还有两头,可是一天夜里也跟两个阿拉伯人一起失踪了。
从这时候起活下来的人明白再下去非互相吞食不可了。从发现两个人带着两头牲口逃走以后,剩下来的那些人就立刻分散,冒着从天空泼下的烈火般的阳光,一个个地开始在柔软的沙子上行走,彼此相隔的距离超过步枪的射程。
他们就这样整天地走着,一旦遇到泉水,每个人都要等最靠近的那个人走到规定的距离以外,才过去喝。他们就这样整天地走着,在晒焦的、平坦的浩瀚的沙漠里,这儿掀起一根小沙柱,那儿掀起一根小沙柱,这些小沙柱远远地向人表明有人在沙漠里行走。
然而有一天早上,在这些行走的人中间有一个朝偏斜的方向走去,离他旁边的人越来越近。所有的人都停下来观看。
饥饿的士兵朝着走去的那个人并没有逃,而是趴倒在地,用枪瞄准过来的人。等到他认为对方到了一定距离之内,就开枪了。对方没有被打中,他继续往前走去,也把枪托抵在肩上瞄准,一枪就把自己的同伍兄弟打死了。
于是其余的人从四面奔来索取他们的一份。那个开枪的人把死人切成碎块,分给大家。
这些无法和解的同盟者又重新拉开距离,一直要等到下一次有人给杀死时才又互相接近。
在两天里他们就靠了这分配的人肉活了下来,接着饥饿重新出现,那个头一个杀人的人,又重新像个屠夫那样把尸骨切碎,分给他的伙伴们,仅仅留下自己的那一份。
这次吃人肉的撤退就这样继续下去。
最后一个法国人波贝甘,是在援军来到的前一天,在一口水井边上被杀害的。
你们现在明白我所说的“恐怖”这个词儿的意思了吧?
以上就是那天晚上德·G…将军讲给我们听的事情。
郝运 译
(1)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四年五月十八日的《高卢人报》。
(2)弗拉泰尔斯(1832—1881):法国中校,一八七九年负责勘测修建通往苏丹的撒哈拉铁路的可行路线。一八八〇年初完成第一次任务。同年年底进行第二次勘测,于一八八一年二月十六日在途中被图阿雷格人杀害。
(3)图阿雷格人:柏柏尔人的一部分。分布在非洲西北尼日尔、马里、阿尔及利亚等地。主要从事游牧。
(4)瓦格拉:阿尔及利亚境内撒哈拉沙漠中的一块绿洲。
(5)阿拉伯事务处: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后,于一八四四年建立的军事统治机构。
(6)故事中的细节和波贝甘这个人物都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