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特朗先生，巴黎的著名律师，十年来替不相般配的夫妻的分手案件辩护，件件都获得胜诉。(2)他打开事务所的房门，闪开身子让新来的委托人进来。

这是一个身体肥胖、脸色红润、蓄着浓密的金黄色颊髯的男人，一个大腹便便、血气旺盛、精力充沛的男人。他行了个礼。

“请坐，”律师说。

委托人坐下，咳嗽了一声以后说：“我来请求您，先生，在一桩离婚案件里为我辩护。”

“说吧，先生，我听着。”

“先生，我是退休的公证人。”

“已经退休！”

“是的，已经退休。我今年三十七岁。”

“请继续说下去。”

“先生，我的婚姻很不幸。”

“您不是唯一这样的人。”

“我知道，我也同情其他的人；不过我的情况非常特殊，我对我妻子的不满，其性质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我还是从头讲起吧。我结婚结得很奇怪。有害的想法您相信有吗？”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相信有些想法对有些人的头脑，就像毒药对身体一样有害吗？”

“是的，有可能。”

“当然可能。有些想法，如果我们不善于抵制它们，就会钻进我们脑海，咬我们，折磨我们，逼得我们发疯。这是一种心灵上的根瘤蚜虫害(3)。如果我们不幸让这种思想钻进了我们脑海，如果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发现它是一个入侵者，一个主宰者，一个暴君，它就会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扩展，不断地回来，扎下根，赶走所有我们平时全神贯注的那些心事，吸引住我们的全部注意力，而且改变我们判断事物的观点，到那时我们就完了。

“下面是我遇到的事，先生。”

正如我对您说过的，我在鲁昂当公证人，虽然有点拮据，但是并不穷，而是手头紧，经常发愁，时时刻刻都得节省，不得不限制我的所有爱好，是的，所有爱好！就我这个年纪来说，这真是难以忍受的事。

作为公证人，我经常仔细阅读报纸第四版的供求栏，简讯栏，等等；我曾经好几次用这个办法为一些委托人成功地办妥过成功的婚姻。

一天我看到了这个：

未婚女士，相貌漂亮，富有教养，端庄贤淑，愿嫁一正派男子，并带给他两百五十万法郎现金。谢绝中间人。

这一天正好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吃晚饭，一个是诉讼代理人，一个是纱厂厂主。我已经记不清话题怎么会转到婚姻上，我笑着向他们谈起了有两百五十万法郎的未婚女士。

厂主说：“这种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诉讼代理人曾经不止一次亲眼见过在这种情况下缔结成功的美满婚姻，他讲了一些详情细节，接着转过脸来对我补充说：“见鬼，为什么不为你自己考虑考虑这件事？哎呀，两百五十万法郎，它可以为你消除许多烦恼。”

我们三个人全都笑起来了，接着谈起别的事情。

一个小时以后我回到家里。

这天夜里很冷很冷。况且我住在一所老房子里，是那种和蘑菇房相像的外省老房子。手放在楼梯的铁栏杆上，一阵寒颤立刻钻进我的胳膊；接着我伸出另一只手去找墙壁，在碰到墙壁时，我感到又一阵战栗传遍我的全身，这一阵战栗比头一阵还要潮湿，它们在我的胸口会合在一起，使我心里充满了沮丧、忧愁和恼怒。突然在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低声说：

“哎呀，如果我有那两百五十万法郎就好了！”

我的卧房凄凄凉凉，是一间由兼带烧饭的女用人收拾的鲁昂单身汉的卧房。这间卧房，您能想象得出来是什么样子！一张没有帐子的大床，一口衣橱，一口五斗橱，一张梳妆台，没有生火。椅子上乱堆着衣服，地上乱扔着文件。我开始根据我在带歌舞杂耍的咖啡馆——我有时也光顾这些地方——听到的曲子低声唱：

两百万，

两百万，

呱呱叫，

外加五十万

和温柔的妻子。

说真的我还没有想到过娶妻子，然而当我钻到床上时，突然想到了，想呀想的，甚至想了很长时间才睡着。

第二天天亮前我睁开眼睛，记起了我应该在八点钟到达内塔尔去办一件重要的事。因此我必须在六点钟起床——而且结冰了。——真见鬼，两百五十万法郎！

我十点左右回到我的事务所。里面一股烧红的火炉、腐朽的老诉讼案卷（再也没有比这更难闻的了）的气味，还有坐办公室的人员的气味——靴子，常礼服，衬衫，头发和皮肤，洗得不干净的冬天的皮肤，这一切都被炉火烤到了十八度。

我吃中饭，像每天一样吃了一份烤焦的排骨和一块干酪。接着我又开始工作。

就是在这时候我第一次很严肃地想到了有两百五十万法郎的未婚女士。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为什么不写封信呢？为什么不弄弄清楚呢？

好吧，先生，我长话短说。半个月里，这个念头纠缠我，困扰我，折磨我。所有我的那些烦恼，所有我不断忍受着的生活中的小小的困苦，以前我一直没有注意到，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觉察到，现在它们却像针一下下扎我，而这些小小的扎痛每次都让我立刻想到有两百五十万法郎的未婚女士。

到最后我凭空想象出了她的整个故事。一个人在希望得到一样东西时，他会把这样东西想得和他希望的一样。

一个好人家的女孩子，拥有这样一笔可观的陪嫁财产，通过报纸来寻找丈夫，当然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然而这个姑娘也有可能是可敬的和不幸的。

首先这笔两百五十万法郎的财产并没有像什么仙境里的东西那样使我眼花缭乱。我们这种人，凡是报上登的这类征婚广告都一一看遍，已经习惯了附带六百万，八百万，一千万，甚至一千二百万法郎的征婚启事。一千二百万这个数目甚至也是很普通的。它令人想往。我知道我们并不相信这种许诺的真实性。然而这种许诺使得这些难以置信的数字进入了我们的心里，由于我们的疏忽轻信，我们甚至会认为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惊人金额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并且愿意把一笔两百五十万法郎的陪嫁资金看成是很可能的，也是很合乎道德的。

因此，一个年轻姑娘，暴发户和女用人生的私生儿，突然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同时还知道了自己出身的污点，为了避免向可能爱上她的人透露这件事，她使用一种经常有人使用的方法向陌生人发出召唤，这种方法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对出身的缺点的承认。

我的设想是愚蠢的。然而我迷恋它。我们这些当公证人的人决不应该看小说；可是我看过，先生。

因此，我以公证人的身份，代一个委托人写了一封信，然后等着。

五天以后，下午三点钟左右，我正在事务所里工作，首席书记向我通报：

“尚特弗里斯小姐。”

“请她进来。”

接着出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略微有点胖，棕色头发，神色尴尬。

“请坐，小姐。”

她坐下，低声说：“我来了，先生。”

“可是，小姐，我还没有这个荣幸认识您。”

“我是您写信给她的那个女人。”

“为的一桩婚事？”

“是的，先生。”

“啊！很好！”

“我亲自来了，因为这种事情最好还是自己经手。”

“我同意您的意见，小姐。这么说，您希望结婚？”

“是的，先生。”

“您家里还有什么人？”

她犹豫了一下，垂下眼睛，结结巴巴地说：“不，先生……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我猛地一惊。这么说，我猜对了，我心里突然对这个可怜的人儿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同情。为了不惹她难过，我不再坚持朝这方面问下去，接着我又说：“您的财产一点没有抵押出去吗？”

她这一次毫不犹豫地回答：“啊！没有，先生。”

我聚精会神地望着她，说真的，她倒并不让我感到不中意，虽然有点儿过于成熟，比我原来想的要成熟。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健康的女人，能干的女人。我忽然想到跟她演一场感情的喜剧，爱上她，等到拿稳陪嫁财产不是虚空的以后，再代替虚构的委托人。我向她谈起这位委托人，把他描绘成一个抑郁寡欢、十分体面、身体稍微有点病的男人。

她连忙说：“啊！先生，我喜欢身体非常健康的男人。”

“您会看到的，小姐，不过要等上三四天，因为他动身去英国了。”

“啊！真遗憾，”她说。

“我的天主！是的，也不是。您急着要回家吗？”

“一点不急。”

“好，留在这儿吧。我想办法帮您打发这段时间。”

“您真是太客气了，先生。”

“您住在旅馆里？”

她说了鲁昂最好的一家旅馆的名字。

“好吧，小姐，您是否允许您未来的……公证人，今天晚上请您吃顿晚饭？”

她好像有些不放心，感到为难，犹豫不决；接着她下了决心：“好，先生。”

“我七点钟来接您。”

“好，先生。”

“那就晚上见，小姐？”

“好，先生。”

我把她送到门口。

七点钟我来到她的住处。她为我打扮过，在接待中对我卖弄风情。

我把她带到一家我熟悉的饭馆，点了几样使人动心的菜肴。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变成了朋友，她把她的身世讲给我听。她是一个被贵族诱骗的贵夫人的女儿，在农民家里养大。她现在有钱了，因为她继承了她父亲和她母亲的大宗款项。至于她父亲和母亲的姓名她决不会说出来，决不会说出来。问她也没有用，求她也没用，她决不会说出来。因为我也不是非要知道不可，所以我又问到了她的财产。她立刻像一个注重实际，对自己信心十足，对数字、证券、收入、利率和投资也都信心十足的女人那样谈了起来。她在这方面的能力立刻使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信任感。我变得殷勤起来，不过还有一定的保留；但是我让她清楚地看出我对她有好感。

她说调情的话，不过说得很风雅。我请她喝香槟酒，我也喝了，这使我的思想变得混乱起来。我于是清楚地感到我变得胆子大起来，我担心，为我担心，为她担心，担心她也会有点激动，会支持不住。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我重新跟她谈她的陪嫁财产，她的陪嫁财产应该加以核实，因为我的委托人是一个经商的人。

她愉快地回答：“啊！我知道。我把所有的契据都带来了。”

“在这儿，在鲁昂？”

“是的，在鲁昂。”

“您放在旅馆里？”

“不错。”

“您能让我看看吗？”

“当然。”

“今天晚上？”

“当然。”

这一下省得我花费许多心机。我付了账，我们回到她的住处去了。

她确实带着她所有的契据。我不能再怀疑，我抓着它们，摸它们，读它们。我心里充满了那么强烈的快乐，一股想抱吻她的强烈愿望立刻把我控制住。我的意思是说，一股纯洁的愿望，人在兴高采烈中产生的愿望。我真的抱吻她了。一次，两次，十次……以至于……在香槟酒的帮助下……我屈服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她屈服了。

啊！先生，在这以后我是一副愁眉苦脸……她呢？她泪如泉涌，求我不要辜负她，不要毁了她。我答应了她所希望的一切，在一种可怕的精神状态中走了。

怎么办？我奸污了我的女委托人。如果我有一个想娶她的男委托人，那还没有什么，但是我没有。委托人，天真的委托人，被欺骗的，被自己欺骗的委托人，他就是我。怎样的一种处境啊！不错，我可以抛弃她。但是陪嫁财产，巨额的陪嫁财产，美妙的陪嫁财产，可以摸得到，确实可靠的陪嫁财产！再说，这个可怜的姑娘，我这样欺骗她以后，有权抛弃她吗？但是今后会有多少烦恼啊！

跟一个这样容易屈服的女人在一起，会多么不安全啊！

在悔恨的折磨下，在担心的困扰下，在种种顾虑的左右下，我度过了一个犹豫不决的夜。但是到了早晨，我的头脑又清楚了。我很讲究地把自己打扮起来，在十一点钟的钟声敲响时，我来到她下榻的旅馆。

她看见我，脸涨得通红。

我对她说：“小姐，为了弥补过失，我只有一件事可做。我向您求婚。”

她结结巴巴地说：“我同意。”

我娶了她做妻子。

在六个月里一切都很好。

我出让了我的事务所，过着吃利息的悠闲生活，说真的，我对我的妻子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从来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

然而我渐渐地发觉，她不时地出去，出去的时间很长。这件事发生在固定的日子里，一个星期是星期二，一个星期是星期五。我认为她在做欺骗我的事，决定跟踪她。

这是一个星期二。她一点左右出门，沿着共和国大街走下去，向右拐进紧靠大主教宫后面的那条街，走上大桥街，一直走到塞纳河边，沿着河畔一直走到石桥，过了河。(4)从这时候起她看上去好像很担心，常常回过头来，留心观看所有的行人。

因为我打扮成一个煤炭商，她没有认出我来。

最后她走进左岸的车站；我不再怀疑了，她的情夫乘一点四十五分的火车就要到了。

我躲在一辆四轮大车后面等着。一下汽笛声……一大批旅客……她走上前，奔过去，把由一个乡下胖女人陪伴的一个三岁大的小女孩紧紧抱在怀里，热情地吻她。接着她转过身去，瞧见另外一个孩子，比较小，看不出是女孩还是男孩，由另外一个乡下女人抱着，她扑了过去，使劲抱紧。然后在两个孩子和两个女仆的陪同下，朝那条供散步用的又长又阴郁又荒凉的王后大道(5)走去。

我惊慌失措地回去，脑子乱糟糟，似明白又非明白，又不敢猜想。

她回来吃晚饭，我朝她扑过去，大声吼道：“那些孩子是怎么回事？”

“哪些孩子？”

“您去接的坐圣瑟韦火车来的那些孩子。”

她大叫一声昏了过去。等她醒过来，她在涕泗滂沱中向我坦白说她有四个孩子。是的，先生，星期二两个，是两个女孩，还有星期五两个，是两个男孩。

这就是——多么可耻！——这就是她的财产的来源。——四个父亲！……她就是这样积累下了她的陪嫁财产。

“现在，先生，您看看我该怎么办呢？”

律师严肃地回答：“承认他们是您自己的孩子，先生。”

郝运　译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的《吉尔·布拉斯报》。同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于松太大的贞洁少男》。

(2)　本篇小说发表的前十年是一八七八年，当时法国的法律规定夫妻只能分居，不能离婚，到一八八四年离婚法案才获通过。

(3)　根瘤蚜虫害：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这种虫害特别是对法国南部的葡萄园造成极大损害。这个词几乎像霍乱病一样，成了可怕的、几乎无法治愈的传染病的同义语。

(4)　故事女主人公从鲁昂圣乌昂广场（如今叫戴高乐将军广场）由北朝南沿着共和国街走下去，但没有直接走下去，而是转入汇兑街，绕了一个弯，进入大桥街，才走到了塞纳河边，沿着河边往回走到石桥（现在叫高乃依桥），过河到了南岸，鲁昂火车站在塞纳河南岸。

(5)　王后大道：在鲁昂市塞纳河南岸，塞纳河和铁路线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