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对简朴的公务员夫妇。丈夫在部里当科员，为人正派，谨小慎微，一丝不苟地完成本职工作。他的名字叫莱奥波德·博南。他是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脑子里没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他在宗教气氛中教养成人，然而自从共和国推行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政策以后，(2)他信教变得不像以前那么虔诚了。在部里的走廊上他公开地说：“我信教，甚至虔诚信教，不过我信的是天主；我不是教权主义者。”他首先立志要做一个正直人，他拍着胸脯声明这一点。他确实是个俗众公认的那种规矩人。他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很少偷懒，在“金钱问题”上一向表现得很诚实。他娶了一个穷同事的女儿；但是这个穷同事的姐姐有一百万的家当，过去她嫁的那个人是出于爱情娶她的。她没有孩子，对她来说，这是一件伤心事，因此她的财产只能留给她的侄女。

这笔遗产成了全家人念念不忘的心事。它翱翔在房子上空，它翱翔在整个部的上空；大家都知道“博南夫妇会得到一百万”。

年轻夫妇也没有孩子，但是他们并不着急，平平静静地过着他们那种眼光狭小、心平气和的正派人生活。他们的寓所清洁，整齐，静谧，因为他们性格沉静，在各方面都很有节制。他们认为有了孩子会扰乱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他们的休息。

他们决不会为了不要子女而去费尽心机，但是既然老天爷没有给他们送一个来，那就再好不过了。

有一百万的姑母对他们的不育感到伤心，为了让他们生孩子，给他们出了不少主意。她从前曾经试过朋友们或者女手相家指点的许许多多方法，但是都没有成功。她超过生育年龄以后，还有人告诉她许多她认为万无一失的方法，使她感到伤心的是自己不能再进行试验，不过她热心地转告她的侄女和侄女婿，并且不断地向他们打听：

“喂，你们试过我前两天给你们出的那个主意吗？”

她去世了。两个年轻人心里感到了那种对自己对别人都要用悲痛来掩盖的秘而不宣的快乐。良心上披着黑纱，但是灵魂却乐得直打颤。

他们得到通知，有一份遗嘱存放在公证人那里。从教堂出来他们就跑去找他。

姑母忠于她一生摆脱不掉的那个固执想法，把她的一百万留给他们的头生儿，每年的收益由父母享用，直至他们去世为止。如果年轻夫妇三年之内没有继承人，这笔财产就捐给穷苦人。

他们目瞪口呆，十分沮丧。丈夫病倒，连着有一个星期没有去上班。等他恢复健康以后，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做父亲。

在半年的时间里他是那么卖力，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现在回忆起了姑母指点的各种方法，认认真真地照着做，但是枉费心机。他决定孤注一掷，有了一股对他说来几乎可以说是致命的、虚假的力量。

他贫血，身体虚弱。大家担心是肺痨病。请医生诊断，这个医生把他吓坏了，使他重新回到平静的，甚至比以前还要平静的生活里去，还给他规定了一套强身的饮食作息制度。

在部里流传着令人开心的消息，大家都知道遗嘱落空了，各个科室里都有人拿这个少有的“一百万事件”开玩笑。有的人给博南出一些荒唐可笑的主意，也有的人十分自负地毛遂自荐，来实现这个令人发愁的条款。有一个高个儿年轻人被公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寻欢作乐的人，他情场上的得意在各个科室里都出了名。尤其是他用暗示的话，放肆的话来纠缠博南，他说，他保证在二十分钟里让博南做继承人。

莱奥波德·博南有一天生气了，羽毛笔夹在耳朵上，猛地站起来，朝他撂过去这句侮辱话：“先生，您是个无耻之徒；我要不是尊重自己，早就朝您脸上唾过去了。”

双方证人选派出来，整个部里连续轰动了三天。不过人们仅仅遇见他们在走廊里交换笔录和对事件的看法。一个方案终于被四名代表一致采纳，并且为双方当事人所接受：他们当着科长的面郑重其事地互相行礼，握手，同时含糊地说两句话表示道歉。

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里，他们就像敌手迎面相遇那样，相互行礼，故意显得非常客气，而且特别殷勤，富有教养。后来有一天在一条走廊的转弯处相撞，博南先生用殷勤里带着尊严的口气问：“我没有撞痛您吧，先生？”对方回答：“一点也没有，先生。”

从这时候起，他们认为遇见了以后交换几句话比较合适。接下去他们渐渐变得比较亲近；他们彼此习惯了，互相了解了，像曾经互相蔑视的人那样互相尊重，而且变得分不开了。

但是莱奥波德在自己家里很不幸。他的妻子拿一些让人听了不愉快的暗示话纠缠他，拿一些别有用意的话折磨他。时间在过去；姑母去世已经有一年了。遗产看来已经没有希望得到了。

博南太太一坐下吃饭就说：“晚饭没什么吃的；如果我们有钱，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当博南动身去上班时，博南太太一边把手杖递给他，一边说：“如果我们每年有五万法郎的收益，小文书先生，你就用不着上那边去干苦活了。”

博南太太遇到下雨天出门，就低声咕哝：“如果有一辆马车，就不会在这种天气里被溅得一身泥了。”

总之，时时处处，她都仿佛为了一件不光彩的事责备他，认为他是唯一的罪人，是失掉这笔财产的唯一责任者。

最后他一气之下把她带去看一位大名鼎鼎的医生；在长时间的诊断以后，医生没有作出判断，他说他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像这样的病例也不少见，身体正像脾气一样各不相同，在见到过那么多因为性格不合而分开的夫妇以后，再看见其他一些因为身体不合而不育的夫妇，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这花了他们四十法郎。

一年过去了，战争，一场连续不断的激烈战争，一种可怕的仇恨，在夫妻俩之间爆发了。博南太太不停地重复说：“因为嫁了一个蠢货，失掉一笔财产，有多么倒霉！”或者说：“想想看，我要是遇到另外一个男人，今天我就会有每年五万法郎的进账了！”或者说：“有些人在生活里总是给人添麻烦。他们把一切都给毁了。”

晚饭，特别是晚上，变得难以忍受了。莱奥波德再也不知该怎么办，一天晚上，担心家里会发生可怕的争吵，把他的朋友，与之差点决斗的弗雷德里克·莫雷尔带回家。莫雷尔很快就成了家里的好朋友，两夫妻言听计从的顾问。

最后期限仅仅剩下半年了，到时候一百万就得送给穷苦人，莱奥波德渐渐改变了对他妻子的态度，也变得咄咄逼人，常常用一些含沙射影的话来刺激她，还口气神秘地谈到一些公务员的妻子有本事帮助丈夫步步高升。

他时不时讲一段某个小公务员获得令人意外的晋升。“拉维诺老头五年来一直是临时雇员，新近一下子被任命为副科长了。”博南太太说：“你呀，你就没有这个能耐。”

莱奥波德听后耸耸肩膀。“倒好像他比别人有能耐似的。他有一个聪明的太太，就这么回事。她有本事讨好司长，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在生活中要自己善于应付，才不至于成为环境的牺牲品。”

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怎么理解的？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每人有一份日历，他们在上面标出离那个致命的期限还有多少日子，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他们感到一种疯狂，一种绝望的狂怒，一种狂烈的愤恨充满他们的心头，他们是那么绝望，以至于他们变得能够去犯罪，如果非得犯罪不可的话。

没想到有一天早上博南太太两只眼睛闪着亮光，整张脸上容光焕发，把两只手伸到丈夫的肩膀上，用热切的快乐的目光望着他，一直望到他的内心深处，她低声地说：“我相信我有身孕了。”他心里受到那么大的震动，差点儿仰面倒下去。突然他把妻子抱在怀里，发狂般地吻她，让她坐在自己的膝头上，又一次像搂住心爱的孩子那样搂住她，激动得眼泪汪汪，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

两个月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他于是带着她去找一位医生出具了她的身体状况的证明，接下来带着到手的证明书去见保管遗嘱的公证人。

这位法律界人士宣布，孩子不管已经出生还是即将出生，既然已经存在，他没有理由反对，他可以把执行推迟到妊娠期结束。

一个男孩生下来，像王室经常做的那样，他们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天赐。

他们有钱了。

一天晚上，博南回到家里，弗雷德里克·莫雷尔这天应该来吃晚饭。他的妻子口气随便地对他说：“我刚要求我们的朋友弗雷德里克不要再上这儿来了，他对我不够尊重。”他注视了她一秒钟，眼睛里带着感激的笑意，接着张开双臂，她投入他的怀抱，他们吻了很长时间，像一对非常温柔的，非常和睦的，非常正派的小夫妻那样。

应该听听博南太太怎样谈论那些在爱情上犯错误的女人，那些由于一时冲动干出通奸的事的女人。

郝运　译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作者署名：莫弗里涅斯。

(2)　政教分离在法国到一九○五年才正式实行，但是从一八八○年起，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神职人员在国家事务，特别是与教育有关的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