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代斯帕尔斯激动地说：

让我安静些吧，别再唠叨您那鼹鼠的幸福，一捆燃烧的木柴，一杯陈年老酒，或是跟一个娘儿们挨挨擦擦，就能使傻瓜们得到满足和幸福。我呀，我要对你说，人世间的苦难使我不得安宁。凭我一双尖锐的眼睛，我到处都看到人世间的苦难。就在你什么都觉察不到的地方，我却发现它的存在。你呀，只知道轻松愉快地在街上游荡，就像每天都是节日一样。

瞧！有一天，在巴黎歌剧院的林荫道上，五月的阳光把人们照得晕头晕脑的。就在这些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人群中，我突然看到一个人走过去。这是一个令人厌恶得要作呕的老太婆，弯腰驼背，穿着一件已经破烂得不成形的连衣裙，戴着一顶黑色的草帽，帽子上原来那些装饰物已经荡然无存，什么带子啊，花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不见了。她靠两根棍子支撑着，拖着双脚，一步一步，走得那么艰难，她每走一步都使我跟她一样感到痛苦，甚至比她还要痛苦。她只顾走路，什么人都不看，对周围的一切，声音啊，人群啊，车辆啊，阳光啊，全都无动于衷。她到什么地方去呢？到哪个破破烂烂的窝里去呢？她手里拿着的、用一根绳子拎着的纸包里是什么东西？是面包吗？对，肯定是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邻居能够或者愿意为她效劳跑这趟腿。她就只好自己来进行这一可怕的长征了，从她住的屋顶阁楼走到面包店。这样往返一次至少需要她两个小时，这是一趟多么艰苦的行程啊！比耶稣受难还要可怕的苦难历程啊！

我抬头看看这些高楼大厦的屋顶，她要爬到这么高的地方去！她什么时候才能走到那里呢？在那狭小、黑暗、弯弯曲曲的楼梯上她要气喘吁吁地休息多少次啊！

路上的行人全都掉转头来看她！有人低低地咕噜一声“可怜的女人”，然后就走开了！她的裙子，她的破烂的、勉强还系在她的老弱不堪的身体上的裙子在人行道上拖曳着。这个躯体里竟然还有思想！还有思想么？不，没有了；只有一连串使她精疲力竭的、无休止的、可怕的痛苦罢了，唉！这些可怜的老人啊，没有面包，没有希望，没有子女，除了面对死亡之外，什么都没有！你想到过吗？你想到过这些住在屋顶阁楼里挨饿的人的痛苦吗？你想到过这双失去昔日激情和欢乐的、暗淡无光的眼睛里的眼泪吗？

他停了片刻，接着又说道：

我的全部“生的欢乐”——我用了我们国家最权威、最深刻的作家埃米尔·左拉的话；(2)他像我们大家一样，看到过、熟悉的、并且描述过那些社会底层人物的穷困生活。——我的全部生的欢乐一下子全都消失，跑光了；那是三年前的秋天，在诺曼底打猎的日子里。

天下着雨。我一个人在平原上，在翻耕得成为一道道深沟的田野上走着，脚下是又滑又粘的厚泥浆。不时地，一只躲在泥块后面的山鹑被惊得笨拙地飞起来。在倾盆大雨下，我的枪声喑哑得几乎只是像鞭子响了一下。那只羽毛上带着血的灰色的鸟一头栽了下来。

我伤感得要哭，像天上的云一样大哭，天上的云把它的泪水洒向人间，洒在我身上，使我从心底里感到凄凉。我累坏了，两条腿被黏土粘得抬不起来。我正准备回去，忽然发现医生的有篷双轮轻便马车正沿着田野中间一条小路驶过来。

这是一辆低矮的黑色车子，罩着圆形顶篷，由它的那匹棕色的马拉着。在这种阴沉沉的天气里，它出现在田野上，就像是一个死神在游荡。突然，它停了下来，接着，医生的头露出来。他叫道：

“哎呀！是代斯帕尔斯先生吧？”

我向他的车子走过去。他对我说：

“您怕不怕生病的人？”

“不怕。”

“那么，您能不能帮助我照顾一下一个患白喉的女病人？我只有一个人，必须有一个人帮我把她按住，才好从她喉咙里把假膜剥下来。”

“我跟您去，”我对他说。

我爬上他的车子。

他把以下的事讲给我听：

“咽峡炎，农民马尔蒂内一家全都传染上了使穷人窒息致死的咽峡炎。这些可怜的人啊！

“父亲和儿子已经在本星期初死去；现在母亲和女儿也快完了。

“一个照顾她们的女邻居忽然感到身体不舒服，当天夜里就逃走了。连门也没有关上；就让两个病人躺在稻草铺上，连一口喝的水都没有。她们孤孤单单地躺在那里，辗转呻吟，奄奄一息，已经一天一夜没有人照顾了！”

医生不久前清洗了那个母亲的喉咙，让她喝了点水。但那个女儿却由于疾病和呼吸困难，已经难受得发了疯，把头钻到草垫里躲起来，碰也不让人碰。

习惯于这些悲惨不幸的医生，用一种无可奈何的伤心语调一再说道：

“见鬼！可是我总不能在我的这些病人家里过日子啊！她们一天一夜连一口水也没有喝，雨被风吹得一直打到床上，所有的鸡都躲到了壁炉里。想到这些时，我的心都揪起来了。”

我们来到这户农家。他把马系在门前一棵苹果树的树枝上。我们进去了。

一股强烈的发烧病人的气息，夹杂着潮气、霉气以及收容所和地下室的那种气味，扑面而来，呛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屋子里没有火。一点生气也没有，阴沉凄惨，冷得像在沼泽地里。钟也停摆了，雨从壁炉的大烟囱里落下来，壁炉里的灰被鸡洒得到处都是。只听见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一种像风箱发出的急促的嘶哑的喘息声。这是那个女儿在呼吸。

那个母亲躺在一张类似大木箱一样的乡下人的床上，盖着一床旧被和一些旧衣服，似乎还平静。她稍微转过头来朝着我们。

医生问她：

“您有没有蜡烛？”

她显得疲惫不堪，声音很低地回答：

“在碗橱里。”

医生点起蜡烛，把我带到房间尽头小姑娘的床边。

小姑娘喘着气，两颊凹陷，双眼发亮，蓬头散发，样子很怕人。在她那又细又长的脖子上，随着一呼一吸，出现几个很深的凹坑。她仰面躺在床上，两只手紧紧抓住盖在身上的破烂衣服，一看到我们，马上翻身向下，把脸藏到草垫里去。

我抓住她的肩膀，医生强迫她张嘴露出喉咙，从里面剥出一大块灰白色的皮。这块皮干得好像皮革一样。

她呼吸顿时畅通了一些，并喝了两口水。那个母亲用手肘支着身子看着我们，结结巴巴地说：

“好了吗？”

“嗯，好了。”

“还是没有人来陪我们吗？”

一种恐惧，一种极端的恐惧使她的声音都发抖了。这是一种对孤独、对黑暗、对被抛弃和对已感到的如此临近的死亡的恐惧。

我答道：

“不，勇敢的女人。我等帕维荣先生为您派一个看护的人来了以后再走。”

我转过身去对医生说：

“让莫迪大妈来照顾她吧，工钱由我来付。”

“那太好了。我这就去替您把她叫来。”

他握了一下我的手就出去了。我听到他的双轮轻便马车在潮湿的道路上驶去的声音。

我一个人留下来和这两个垂死的人为伴。

我的猎犬帕弗躺在发黑的壁炉前。它使我想起弄点火来该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于是我出去找了点树枝和麦秸之类的东西。很快通红的火生了起来，火光把整个房间，连同小姑娘睡的那张床都照亮了。这时小姑娘又开始喘起来。

我坐下来，两条腿伸向壁炉。

雨打着窗户玻璃，风把屋顶吹得摇摇晃晃的。我听着这两个女人短促而艰难的、嘘嘘的呼吸声和我的狗的呼吸声，狗高兴得呜呜地叫，在明亮的壁炉前滚来滚去。

生活啊，生活！生活究竟是什么？这两个不幸的人，一直睡在稻草上，吃的是粗糙的黑面包，像牲口一样干活，忍受着人世间各种苦难，眼看就要死了！她们做过些什么？那个做父亲的已经死了，儿子也死了！然而就是这些穷苦的人却被认为是人们爱怜、尊敬的好人，纯朴、善良的人！

我看着我的冒着热气的长统靴，和我的躺在地上睡觉的狗，将我的命运和这些受苦受难人的命运对比，突然感到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深深的愉悦，一种可耻的愉悦。

那个姑娘又嘶哑地喘起来。这嘶哑的呼吸声突然变得不能忍受起来，它使我心碎，它的每一声都像一把锉刀锉在我的心上。

我走到她的床边。

“你想喝点水吗？”我对她说。

她点了点头，表示想喝。我倒了一点水在她嘴里，但她咽不下去。

那个母亲仍然很平静，掉转头来看着她的女儿。就在这时，我的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恐怖，一种不祥的恐怖感掠过我的全身，如同碰上了一个看不见的鬼

怪一样。我现在在哪里？我简直不知道了！我是不是在做梦？我被什么噩梦缠住了？

人就是这样死的吗？这样的事就要发生了吗？这是真的吗？我环顾了一下这座茅屋的阴暗的角落，如同我预料要看到的一样。在一个黑黝黝的角落里，有一个极其丑陋的，说不出名称来的可怕的东西蜷缩在那里。这个东西专门窥视着人的生命，要杀死人，折磨人，把人碾碎，把人扼得透不过气来！它嗜好鲜血，喜欢被高热烧得灼灼发亮的眼睛，热爱皱纹和憔悴，爱好白发和腐朽！火熄了，我又扔了几根木柴进去，转身把背朝向火，因为我感到我的腰部在阵阵发冷。

我想我如果要死，至少要死在一个舒舒服服的房间里，床前围绕着医生，桌上摆着各种药品。

但这两个女人却一连二十四小时孤苦伶仃地待在这个一点火都没有的小屋子里，只能有一点水喝，躺在稻草上嘶哑地喘气！……

忽然，我听到了马蹄声和车轮滚动声；女看护人进来了。她神色安宁，面对着这一凄惨不幸的场面并不感到吃惊，甚至因为找到了工作还有点高兴。

我留了几个钱给她，然后和我的狗赶紧逃掉。我逃得像个干了坏事的人，在雨里奔跑着，耳中好像还一直听到从两个喉管里发出的咝咝声。我向我的温暖的家跑去；在那里，我的仆人们正在准备一顿精美的晚餐，等着我回去呢！

王振孙　译

(1)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六年六月八日的《吉尔·布拉斯报》。

(2)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有一部长篇小说书名为《生的欢乐》，是由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一部。一八八三年在《吉尔·布拉斯报》上连载，一八八四年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