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的回忆，有多么奇怪！它们经常萦绕在您心头，无法把它们摆脱。

这一个回忆是那么遥远，那么遥远，我不明白它怎么还会如此鲜明，如此执著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从那以后我曾经见过多少凶险的、动人的或者可怕的事，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没有一天，真的，没有一天克洛谢特大妈的脸不浮现在我眼前，完全和很久很久以前，我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认识她时一模一样。

她是一个老女裁缝，一个星期一次，在星期二到我父母家来缝缝补补。我的父母住在叫做城堡，其实只不过是一所古老的尖顶房屋的那种乡间住宅里，周围聚集着四五座属于它所有的农庄。

一个村庄，一个大村庄，也可以说是一个镇子，坐落在几百米以外，紧紧地围绕着教堂，一座年深日久、红砖已经变成黑色的教堂。

总之，每逢星期二，克洛谢特大妈在早上六点半到七点之间来到，立刻上楼到藏衣室开始干活儿。

她是个又高又瘦的女人，长着胡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长着浓毛，因为她满脸都是胡子，让人感到惊奇、感到意外的胡子，它们难以置信地一簇一簇地长着，一丛一丛卷曲地长着，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疯子播种在这个穿着裙子的宪兵的大脸上。鼻子上面，鼻子下面，鼻子周围，下巴上，脸蛋上都有；她的眉毛浓得出奇，也长得出奇，全部是灰颜色，浓密，倒竖，很像两撇长错了地方的小胡子。

她腿瘸，不过走起路来不像一般残废人那样一瘸一拐，而是像一艘抛锚停泊的船。当她把瘦骨嶙峋的、歪斜的高大身体的重心搁到她那条好腿上时，她就像猛地一冲，要冲到一个巨浪的浪尖上去，接着她又像要消失在深渊里似的突然冲下去，陷进了地底下。她走在路上让人联想到暴风雨，因为她同时摇晃得那么厉害。她的总戴着一顶巨大的、缎带飘在背后的白便帽的脑袋，仿佛随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在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地穿越地平线。

我非常喜欢这个克洛谢特大妈。我起床后连忙上楼到藏衣室去，发现她已经坐定，正在做针线活儿，脚下踩着一个脚炉。我一到她就逼着我把脚炉拿过来，坐在上面，免得我在这间位于房顶下面的，冷冰冰的大房间里得感冒。

“这样可以把血从你嗓子里引下来，”她说。

她一边用她那灵巧的、钩形的长手指补着衣物，一边讲故事给我听。她因为年纪大了，视力衰退，戴着装了放大镜片的眼镜，一双眼睛我觉得大得异乎寻常，特别深，而且成了双重的。

就我能回忆起的她对我讲述的，而且打动了我那颗孩子的心的那些话来看，她像许多可怜的女人一样有着高尚的心灵。她看事情既夸大又简单。她把镇子上发生的事讲给我听，其中有一条牛的故事，这条牛从牛棚里逃走，一天早上在普罗斯佩·马莱的磨坊前面找到了，它正在望着风车的木板翼子转动；有一只鸡蛋的故事，这只鸡蛋是在钟楼里发现的，但是一直没人知道是哪只母鸡到那儿下的；有让-让·皮拉斯的那条狗的故事，它从离村子十法里远的地方找回了它的主人的裤子，这条裤子是它主人在外面淋了雨晾在门外被过路人偷走的。这些普普通通的意外事，经她的嘴向我一讲，在我心里具有了令人难忘的悲剧的和伟大而神秘的诗篇的规模。母亲晚上向我讲述的诗人们创作的那些精彩的故事，没有农妇的故事那种风味，那种广度，那种力量。

然而有一个星期二，我把整个早上的时间用来听克洛谢特大妈讲故事，下午我和仆人到诺瓦普雷农庄后面的阿莱树林采完榛子以后还想上楼，到她的身边去。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事一样，所有这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打开藏衣室，我看见老女裁缝躺在她的椅子旁边的地上，脸朝下，两条胳膊伸着，一只手还拿着她的针，另一只手里是我的一件衬衫。她的一条穿着蓝长袜的腿，毫无疑问是好的一条，伸到了她的椅子底下；眼镜滚得离她很远，在墙脚边闪着亮光。

我尖声叫喊着逃走。有人跑来；几分钟以后我知道了克洛谢特大妈已经死了。

我没法用语言来形容揪紧我那颗孩子的心的深切的、凄惨的、可怕的激动情绪。我勉勉强强下楼到了客厅里，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跪在一把巨大的安乐椅上哭泣。我在那儿一定待了很长时间，因为黑夜已经来临。

突然有人端着灯进来，但是他们没有看见我，我听见我父亲和母亲在和医生说话，我听出了医生的嗓音。

医生很快就被请了来，他解释意外事故的原因。不过我一点也听不懂。接着他坐下来，接受了一杯甜烧酒和一块饼干。

他继续说下去。他当时说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我死也不会忘记！我相信我甚至可以一字不差地完完全全复述出来。

啊！——他说，——可怜的女人！她是我在这儿看的头一个病人。她在我来到的那天摔断了腿，别人急急忙忙来找我的时候，我刚下驿车，连洗洗手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情况严重，很严重。

她当时十七岁，是一个很美的姑娘，很美，很美！有谁会相信呢？至于她的经历，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除了我和另外一个已经不在本地的人以外，从来没有人知道。现在她已经死了，我也不必像以前那样守口如瓶了。

在那个时期有一个年轻的助理小学教师刚来到镇里，他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和一个士官的那种优美的身材。所有的姑娘都追求他，他装出一副倨傲的样子，不过他非常害怕校长，他的上司格拉比老爹，格拉比老爹可不是一个天天情绪都很好的人。

格拉比老爹当时已经雇用了奥尔唐斯做女裁缝，奥尔唐斯就是刚才在你们府上死去的女人，她出了事故以后别人才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克洛谢特(2)。助理小学教师看中了这个美丽的小姑娘，而她呢，能被这个所向无敌的征服者挑中，毫无疑问也感到得意。总之她爱上了他，他得到了她的同意，在她来做针线活的日子，等工作结束，天黑以后，到学校的顶楼上和他第一次幽会。

她假装回家，但是从格拉比夫妇家出来，却没有下楼，而是上楼去藏在干草里等她的情人。他很快就来和她相会，开始对她甜言蜜语，谁知这间顶楼的门忽然打开，校长出现，问道：

“您在这上面干什么，西吉斯贝尔？”

感到自己要给捉住了，年轻的小学教师惊慌失措，愚蠢地回答：

“我上来到草捆上稍微休息休息，格拉比先生。”

这间顶楼很大很大，非常黑；西吉斯贝尔把吓坏了的姑娘往里推，嘴里一遍遍说：“到那边去，藏起来。我会失掉我的工作的，快逃，快藏起来！”

校长听见低声说话的声音，接着又问：“这么说您不是一个人在这儿？”

“是一个人，格拉比先生！”

“不是一个人，因为您在说话。”

“我向您发誓，是一个人，格拉比先生。”

“我马上就可以知道了，”老人说完把门仔细锁上，下楼去找蜡烛。

年轻人是个我们难得遇到的懦夫，这时候他看来昏了头，突然光起火来，一遍遍地重复说：“快藏起来，别让人找到您，您要害得我一辈子没饭吃。您要毁掉了我的前程……还不快藏起来！”

他们听见了钥匙在锁里再次转动的响声。

奥尔唐斯朝临街的老虎窗跑去，急忙打开它，然后果断地轻声说：

“等他走了，您下去搀扶我。”

说完她跳了下去。

格拉比老爹没有找到人，大惑不解地下楼去了。

一刻钟以后，西吉斯贝尔先生走进我家，把他的遭遇说给我听。年轻姑娘从两层楼上掉下来，待在墙脚边，爬不起来了。我和他一起去找她。下着倾盆大雨，我把这个不幸的女人带到我的家里，她的右腿有三处骨折，骨头从肉里戳出来。她没有喊痛，只是带着令人钦佩的逆来顺受的口气说：“我受到了惩罚，理所应当地受到了惩罚！”

我找人来帮忙，也找来了这个女帮工的父母，我对他们编了一个谎言：有一辆奔驰而过的马车在我门口撞倒了她，把她撞成了残废。

他们相信了我的话，宪兵队徒然地找肇事者找了有一个月。

就这些，我要说这个女人是个英雄，属于那些完成最伟大的历史业绩的女英雄一类的人。

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她至死仍是一个童贞女。她是一个殉道者，一个高尚的灵魂，一个至高无上的奉献者！如果我不是绝对地钦佩她，我就不会把这段故事讲给你们听，这段故事我从来不愿意在她活着的时候讲给任何人听，你们也明白这是为什么。

医生说完了。妈妈在流泪。爸爸说了几句话，我没有听清楚。接着他们走了。

我留下，跪在我的安乐椅上忍声饮泣，同时听见从楼梯上传来，由沉重的脚步声和碰撞声合成的奇怪响声。

有人把克洛谢特的尸体抬走了。

郝运　译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吉尔·布拉斯报》。一八八七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奥尔拉》。

(2)　克洛谢特（Clochette）这个名字在法语中原意是铃铛，也有瘸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