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在一个因循守旧，仿佛与世隔绝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这种家庭对政治事件一窍不通，尽管在饭桌上也有人谈起；可是政府的变更，离得那么远，那么远，以致他们谈起这些事，就像谈的是一件史实，谈的是路易十六之死或者拿破仑登陆。

习俗风尚变化不定，生活方式日新月异，可是在这些始终按照传统习惯过日子的平静的家庭里，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相应的变化。即使附近发生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件，这种丑闻也进不了家门。唯有做父母的，在傍晚时分，对这件事情讲上几句，可是声音很轻很轻，因为隔墙有耳啊！父亲小心翼翼地说：“你可知道里伏瓦家发生的那件可怕的事情？”

母亲回答说：“谁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真是骇人听闻。”

孩子们什么也不知道，接着，他们到了进入生活的年龄，眼睛和心灵却被一块布蒙住，完全不了解人生的底细。他们从不疑心事情还会有什么内幕，完全不知道有话不由衷以及言行不一的人；不知道在生活中要和所有的人明争暗斗，或者至少要具有戒心；也从未想到过，天真的人经常会受人欺骗，真诚的人经常会被人耍弄，善良的人经常会遭人欺负。

他们之中有些人一直到死都处在盲目的公正、真诚和忠贞不贰之中；他们是那么正直，任什么都无法使他们睁开眼睛。

另外也有些人有所醒悟，但也没有完全弄懂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摔了跟斗，感到惊慌失措，灰心失望，在离别人世时还以为自己受了某种独特的命运的播弄，成了飞来横祸和人间恶魔的不幸的受害者。

萨维尼奥尔夫妇在他们的女儿贝尔特十八岁时为她成了婚。她嫁给一个在巴黎交易所里工作的年轻人乔治·巴隆。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谈吐大方，安分守己，老实巴交；可是在内心深处，他对他的落后于时代的岳父母不无讽刺之意，在他的朋友中间，他称他的泰山泰水为“我那一对亲爱的老古董”。

他出身名门，年轻姑娘家庭殷实。他把她带往巴黎生活。

她成了一个巴黎的外省人，这样的人是很多的。她对这个大城市，它的风雅的时尚，它的娱乐消遣，它的流行服装仍然像过去一样一无所知，就像她对巴黎的生活，它的背信弃义和它的神秘莫测照旧不知所以一样。

她整天守在家里，只认识门口那条马路，每当她大着胆子到另外一个街区去走走时，她就仿佛是到一个陌生的外国城市去做长途旅行。

傍晚时她对丈夫说：“今天我走过了几条林荫大道。”

一年有两三次，她丈夫带她上戏院。这种日子就像节日一样牢牢地记在她的心头，再也不能忘怀，并经常谈起。

有几次，在饭桌上——那是在看戏以后三个月——，她会突然哈哈大笑，嚷道：“你还记得那个穿着将军服装学鸡叫的演员吗？”

她所有的交往局限于两家有姻亲关系的人家，对她来说，他们就代表了整个人类。她称呼他们时总是带上“一家”二字——马尔蒂内一家，米什兰一家。

她的丈夫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愿意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有时候，回家时已经是第二天清晨，借口是工作忙。他这样做从未觉得过有什么为难，他确信他妻子那个纯洁的灵魂是永远不会对他产生一丁点儿怀疑的。

一天上午，她突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她一下子愣住了，她的心太正直了，因此不懂得这种揭发行为是可耻的，是不必理会的。据匿名信的作者说，他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了她的幸福，是因为憎恨罪恶，热爱真理。

这封信告诉她说，她的丈夫两年前开始就有了外遇，那是一个名叫罗塞太太的年轻寡妇，所有的黄昏他都是在她家里度过的。

她既不会弄虚作假，也不会盯梢窥探。在他回家吃早餐时，她哭哭啼啼地把信扔给了他，自己逃进了卧室。

他有充分的时间把事情弄清楚，并准备好如何对答，随后去敲他妻子的房门。她马上开了门，不敢看丈夫一眼。丈夫微笑着坐下，把她拉过来坐在自己的膝头上，用微带嘲弄的温柔声音说：

“我亲爱的小宝贝，我的确有一个名叫罗塞太太的女朋友，我认识她已经有十年了，而且我也很喜欢她。不瞒你说，我还认识另外二十户人家，我也从来没有对你谈起过，因为我知道你不善交际，不喜欢参加宴请活动，不愿意结识新朋友。可是，为了一劳永逸地结束所有这些无耻的诽谤，我请你早餐以后穿好衣服，和我一起去拜访这位少妇，我毫不怀疑，她会成为你的朋友。”

她紧紧地拥抱了她的丈夫，出于一种一旦觉醒便再也平息不了的女性的好奇心，她一口答应去看看这个女子，不管如何，对她来说，这个陌生少妇有点儿可疑。她本能地感到，一个刚出现的危险似乎已经避免了。

她来到一幢漂亮的大楼的五层楼，走进一个精心布置、放满小摆设的雅致的小套间。客厅里挂着一些挂毯、门帘和褶裥状的帏幔，很阴暗。等待了五分钟以后，有一扇门开了，一个少妇走了出来，她个子很矮小，深棕色的头发，稍许有点发胖，脸带微笑，神色有点惊奇。

乔治作了介绍：“这位是我的妻子，这位是朱丽·罗塞太太。”

年轻寡妇发出一声轻轻的愉快的惊呼声，张开双手冲了过来。她说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荣幸，因为她知道巴隆太太是不接见来客的；所以她是多么高兴，多么幸福啊！她非常喜欢乔治！（她像兄妹之间一样地直呼乔治的名字）因此她热切地渴望认识他的年轻妻子，并同样喜欢她。

一个月以后，这两位新朋友已经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她们每天见面，经常还要碰头两次，每天晚上共进晚餐，有时候在这一位家里，有时候在另一位家里。乔治现在不再出门了，也不再推托事务繁忙了，他说他非常喜欢呆在他壁炉旁边的位子上。

后来罗塞太太住的那幢房子里有个套间里的房客搬走了，巴隆太太忙不迭地租了下来，为了可以和她的朋友更加接近，更可以经常待在一起。

在整整两年时间里，她们的友谊没有蒙上过一丝阴影，这是一种亲如家人、难舍难分的心灵的友谊。贝尔特开口闭口都要提到朱丽，对她来说，朱丽是完美无缺的。

她感到非常幸福，那是一种无可挑剔的、平静和甜蜜的幸福。

可是有一天罗塞太太病倒了，贝尔特再也不离开她。晚上，她忧心忡忡地守着她；她丈夫也非常伤心。

一天上午，医生在看过病人告辞时，把乔治夫妇叫了出去，告诉他们说，他们的朋友病情非常严重。

医生走了以后，这对年轻夫妇吓呆了，面对面坐在那里；随后，他们两人突然哭了起来。夜里，他们两人一起守在床边；贝尔特不时温柔地拥抱病人，乔治则站在床脚边，不知疲倦地默默地凝视着她。

第二天，她的病情更坏了。

傍晚，病人说她感觉好些了，强迫她两位朋友下楼回自己的套间里去吃晚饭。

他们俩悲伤地坐在他们的饭厅里，根本不想吃东西，突然女用人进来交给乔治一封信，乔治打开信封，看了一下，顿时脸色发青，站起来，神态古怪地对妻子说：“等我一下，我得走开一会儿，十分钟以后我就回来。你千万别出去。”

他奔进他的房间去拿帽子。

贝尔特等着他，她又多了一件心事。可是她一贯顺从，决不愿意在他回来以前再上楼到她朋友那儿去。

可是她丈夫迟迟不归，她突然想起到他房间里去看看他的手套带走了没有，这也许能说明他大概去哪儿了。

她一眼便看到了那副手套，有一张揉皱了的纸扔在它的旁边。

她顿时便认出这就是刚才女用人交给乔治的那张纸。

她生平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看看这张纸上写的是什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的在抗拒的良心一再挣扎，可是有一种痛苦的、受到逗弄的好奇心使她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她不由得把手伸了过去，抓住那张纸，打开它，她一下子便认出了信上的字是朱丽的手笔，是用铅笔写的，笔迹歪扭。上面写着：“请你一个人来抱吻我，我可怜的朋友，我就要死了。”

起先她没有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傻乎乎地愣在那儿，主要是为了她女友的将死而感到惊恐。可是突然她想到了信上那种称“你”而不称“您”的亲切语气；这就像照亮了她一生的电光，向她显示了全部卑鄙的事实，他们两人的背信弃义。现在她终于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他们的那种眼神；她的好心被玩弄了，她的信任被欺骗了。她又看到了他们俩，傍晚在灯罩下面，阅读着同一本书。在书页下面，用目光相互探询。

她怒火中烧，肝肠寸断，心如死灰，真想一死了之。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她逃进自己的房间，把自己关在里面。很快便听到她丈夫叫她的声音：“快来，罗塞太太快死了。”

贝尔特出现在门口，嘴唇哆嗦着回答说：“您一个人回到她那儿去吧，她不需要我。”

他疯狂地瞧着她，由于痛苦而神志不清；接着说：“快，快，她在咽气。”

贝尔特回答说：“您也许希望咽气的是我。”

这次他可能听明白了；他走了，又上楼去回到濒死者的身旁。

他毫不掩饰地，不顾羞耻地为她哭泣；对他妻子的痛苦漠然置之。他妻子不再和他说话，也不瞧他一眼；她一个人生活，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强忍着心中的怒气，早晚向天主祈祷。

可是他们还是住在一起，面对面用餐，互不交谈，万念俱灰。

后来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了，可是她的怨恨全然未消。

这种生活一天天继续下去，两个人都感到非常痛苦。

整整一年，他俩就像陌生人那样一起生活着。贝尔特差点儿发疯。

后来有一天，她一清早便出去了，到八点钟回来时双手捧了一大束雪白雪白的玫瑰花。

她派人去通知她丈夫，说她想和他讲几句话。

他惶恐不安地来了。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她对他说，“把这些花拿着，花太重，我拿不动。”

他接过花束，跟在她身后。一辆马车在等他们；他们一上车，马车便出发了。

马车停在公墓的栅栏门前面。这时贝尔特泪汪汪地对乔治说：“带我到她的墓上去。”

他浑身哆嗦，不知道她究竟想干什么；他向前走去，手里始终捧着这些花。最后他来到一块白色的大理石前站住，不声不响地指指这块墓碑。

她从他手里捧回了那一大束花，跪下去，把花束放在墓前；随后她带着祈求的目光默默地一个人做起祷告来了！

她丈夫站在她身后，追忆往事，泪水涟涟。

她站起来，向他伸出手去，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重归于好吧。”

王振孙　译

(1)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二年十月十六日的《高卢人报》。一八八四年收入短篇小说集《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