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了一辆新车，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玩意儿，一辆大宝马3.3型，意味着排量三点三升，长轴距，喷射式燃油。这辆车的最高时速可达一百二十九英里，有良好的加速性能。车身是淡蓝色，里面深蓝色的座位是用质量上等的柔软真皮制成的。窗子是电动的，遮阳篷顶也是如此。当我打开无线电的时候，它的天线会突然弹出，关机时它又会缩回。慢速行驶时，强有力的引擎不耐烦地咆哮和咕哝着；但当到达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时，它的咆哮就停止了，马达开始发出欢快的呜呜声。

我一个人驱车去伦敦。这是个可爱的六月天，人们在田野里翻晒干草，道路两边开着毛茛花。在轻微的噪声中我以七十英里的时速开着车，身体舒适地靠在座位上，仅用几根手指轻压在方向盘上保持它的稳定。我看见前面有一个人竖起拇指要求搭车。我脚踩刹车，让车子在他旁边停下，对搭便车者我素来是停车接纳的。我知道站在乡间道路边看着车辆从身边开过的那种感觉，我讨厌那些假装没有看见我的驾车人，特别是有着三个空座位的大车子。那些昂贵的大轿车很少停下来，让你搭车的多半是些较小的或锈旧不堪的车子，要不就是里面已经挤满了孩子，驾车人会说：“我想我们能再挤上一个。”

这个搭车人把头伸进打开的窗子，说道：“去伦敦吗，先生？”

“是的，”我说，“进来吧。”

他坐进来，我继续开车。

他是个满口灰牙、长着一张小鼠脸的男子，黑色的眼睛灵敏、机警，酷似鼠目，耳朵上方略略带尖，穿着一件大口袋的浅灰色外套。灰色的外套，加上骨碌碌转动的双眼和带尖的耳朵，让他看上去更像是某种巨大的人鼠。

“你去伦敦什么地方？”我问他。

“我要穿过伦敦，从另一边出去。”他说，“我去埃普索姆，因为赛马，今天是德比赛马日。”

“原来如此，”我说，“我希望和你一起去。我喜欢赌马。”

“我从不赌马，”他说，“甚至都不看它们赛跑，那是极愚蠢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去那里？”我问。

他似乎不喜欢这个发问，小鼠脸显得毫无表情，坐在那里直视着前方的道路，没有搭理我。

“我猜你应该是去帮忙操作投注机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吧。”我说。

“那甚至更傻，”他回答，“操作这些破机器和卖门票给那些傻瓜毫无趣味，任何白痴都能去做。”

接下来是长长的沉默，我决定不再问他什么。我记起以往我搭便车的时候，当驾车人喋喋不休地对我提问时，我是多么恼火。你要去哪里？你为什么去那里？你什么职业？你结婚了吗？你有没有女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你多大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我以前很讨厌这些。

“抱歉，”我说，“其实你做什么不关我事。问题在于我是一个作家，大多数作家都喜欢刨根问底。”

“你写书吗？”

“写。”

“写书很好，”他说，“这是我所说的技术性职业，我也是做技术活的。我最瞧不起那些人，他们一辈子都在做肮脏的、一成不变的工作，根本用不着一点技能。你明白我说的吗？”

“我明白。”

“人生的奥秘，”他说，“就是游刃有余地做好非常非常难做的事情。”

“像你那样。”我说。

“确切地说，像你和我。”

“你为什么认为我是行业中的佼佼者？糟糕的作家比比皆是。”

“如果你不是干得出色，你不会开着这样的车到处跑，”他回答，“它肯定花了你不少钱，这个小玩意儿。”

“它不便宜。”

“开足马力的话，它有多快？”

“每小时一百二十九英里。”我告诉他。

“我敢打赌它达不到。”

“我赌它能。”

“所有的制造商都谎话连篇，”他说，“你可以买任何你喜欢的车，但它永远达不到车商在广告上吹嘘的性能。”

“这一辆能。”

“那么加快车速，来证明一下。”他说，“来吧，先生，加快速度，让我们看看它会怎样。”

在查尔方特圣彼得有一个环形交叉路口，紧接在它后面的是一段又长又直的双车道。我们开出了环形路口，上了双车道。我用脚向下压着油门，这辆大车子仿佛被弄痛了似的，猛地向前直冲。在十秒钟左右，我们的时速达到了九十英里。

“太爽了！”他喊着，“美妙至极！继续下去！”

我把油门踩得碰触到了地板，我让它保持在那个位置。

“一百！”他大声喊，“一百零五！……一百十……一百十五！继续，不要减速！”

我的车在外车道，我们飞快地超过了几辆车，它们好像停住不动似的——一辆绿色的宝马迷你、一辆奶油色的大雪铁龙、一辆白色的路虎、一辆后面载着集装箱的大卡车、一辆橙色的大众牌面包车……

“一百二十！”我的搭车人喊叫起来，双脚蹬上蹬下，“继续！继续！让它达到一百——二十——九！”

就在这一刻，我听见了警笛的尖叫声，它如此响亮，仿佛就在我的车内鸣叫。然后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突然在我们旁边的内车道出现，他超过我们，举起一只手示意我们停车。

“哎呀，天呐！”我说，“坏事了！”

当警察超过我们时，他的速度一定达到了一百三十英里左右，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慢下来，最后，他停在路边，我停到他的后面。“我不知道警察的摩托车可以开得这样快。”我茫然地说。

“这一辆能的，”我的搭车人说，“它和你的车是同一个制造商，型号是宝马R90S，是路上最快的摩托。所以时下很风行。”

那个警察从摩托车上下来，竖起支车架让车子向一边斜靠着，然后脱下手套，仔细地把它们放到坐垫上。现在他是那样从容不迫，因为他很清楚，他已经让我们俯首听命了。

“这是个大麻烦了，”我说，“我可一点笑不出来。”

“别和他多嘴多舌，你明白吗？”我的同伴说，“坐着别动，保持沉默。”

那警察慢慢踏着步子向我们走来，就像是一个行刑者走近他的受刑人。他是一个挺着肚子的大胖子，蓝色的马裤紧裹着粗壮的大腿，护目镜翻到头盔上面，露出一张闷热中的宽阔红脸。

我们像是犯错的男学生，坐着不动，等着他的到来。

“小心这人。”我的搭车人轻声说，“看，模样凶恶，像个魔鬼。”

警察走到我开着的车窗旁边，把一只肉鼓鼓的手放在窗框上。“为什么这样赶呢？”他说。

“没有赶啊，长官。”我回答。

“也许车后面有个怀孕的妇女，你急着送她去医院，对吗？”

“没有，长官。”

“哦，也许你家里着火了，你得赶回家把家人从楼上救出来？”他的声音柔和得反常，满是嘲讽的意味。

“我家没着火，长官。”

“既然这样，”他说，“那就是你把自己搞得一团糟了，不是吗？你知道这个路段的最高时速限定多少？”

“七十。”我说。

“那么，你不介意确切地告诉我吧，现在你的车速是多少？”

我耸耸肩，什么话也不说。

当他接着说的时候，把声音拉得非常高，吓了我一跳。“每小时一百二十英里！”他咆哮着，“比限定的时速高出五十英里！”

他转过脸，吐出一大口浓痰，落在我的车身侧面，它开始在漂亮的蓝漆面上往下滑。然后他又转回脸，死死盯着我的搭车人。“你是谁？”他突然问。

“他是个搭车人，”我说，“我让他搭了车。”

“不是问你，”他说，“我问他。”

“我做了什么错事吗？”我的搭车人问，他的声音就像洗发乳一样柔软和油滑。

“很有可能，”那警察回答，“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证人，我马上就来处理你。驾驶执照。”他厉声说道，同时伸出了手。

我把我的驾照给了他。他解开束腰外衣左胸袋的纽扣，拿出令人望而生畏的罚款簿，仔细地从我的驾照上把姓名和地址抄下来，然后把驾照还我。他在车子前面踱着步，读出我车牌的号码，然后也把它写了下来，并填上日期、时间和我犯规的细节。然后他撕下罚单最上面的一联，但是在把它交给我之前，他检查清楚了显示在复写纸上的所有信息。最后，他把簿子放回外衣口袋，扣上纽扣。

“现在，轮到你了。”他对我的搭车人说，并绕到车子的另一边。他从另一只胸袋里掏出一本黑色的小记事本。“姓名？”他厉声问道。

“迈克尔·菲什。”我的搭车人说。

“住址？”

“伦敦市温莎巷十四号。”

“出示点什么给我，证明它是你的真姓名、真地址。”警察说。

我的搭车人摸着口袋，拿出他自己的驾驶执照。警察核对了姓名和地址后，把驾照还了他。“你的职业是什么？”他突然问。

“我是一个泥浆搬运工。”

“一个什么？”

“泥浆搬运工。”

“把它拼读出来。”

“H-O-D C-A-…”

“行了。我能问一下吗，泥浆搬运工是做什么的？”

“长官，泥浆搬运工是一个把水泥搬上梯子去给砖匠的人。而泥浆斗是运水泥的工具，它有一个长柄，头上有两块成角度的木板……”

“好了，好了。你的老板是谁？”

“没有，我失业了。”

警察把所有的信息都写在黑本子里了，然后把它放回口袋并扣上纽扣。

“回到警署，我会去查一查你的情况。”他对我的搭车人说。

“我？我犯了什么错？”这个鼠脸的搭车人问。

“我不喜欢你的脸，这就是原因。”警察说，“在我们的文件里，也许会在什么地方有它的照片。”他在车子周围踱着步，转回到我的窗口。

“我想你明白你有大麻烦了。”他对我说。

“是的，长官。”

“你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再开这辆时髦车了，并不是我们处理完之后你就万事大吉。今后几年里，任何车你都不得驾驶，这兴许是件好事。此外，我希望他们把你关上一段时间。”

“你是说监狱？”我惊恐地问。

“没错，”他说着，嘴唇上带着嘲讽，“在牢房里，铁栅栏后面，和所有其他犯法的罪犯在一起，再加一个巨额罚款。对此，没有人会比我更高兴，我会在法庭见到你们，你们两个。你们会收到出庭的传票。”

他转身离开，向他的摩托车走去。他用脚让支车架弹回原位，把一条腿跨过车鞍，然后踢了一下起动机，呼啸着在路上驶离，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哦！”我喘着气，“总算折腾完了。”

“我们被逮住了，”我的搭车人说，“我们被逮了个正着。”

“你是说我被抓住了。”

“没错，”他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先生？”

“我想直接去伦敦告诉我的律师。”我说着，发动汽车，继续行驶。

“你不用相信他对你说的进监狱的鬼话，”我的搭车人说，“他们不会因为超速把人关进牢房的。”

“你能肯定？”我问。

“我绝对有把握，”他回答，“他们能没收你的驾照，能给你一个天文数字的大罚款，但事情也就到此了结了。”

我如释重负。

“顺便问一下，”我说，“为什么你对他撒谎？”

“谁，我吗？”他说，“你凭什么认为我撒谎了？”

“你告诉他你是一个失业的泥浆搬运工，但是你告诉我你是在一个高技术的行业。”

“我是的，”他说，“但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警察。”

“那么，你是做什么的？”我问。

“啊，”他俏皮地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不是吗？”

“是什么让你羞于启齿吗？”

“羞于启齿？”他喊道，“我，对我的职业羞于启齿？”他说：“我像世界上任何人一样为之感到骄傲。”

“那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们作家真是些爱打听隐私的人，对吗？”他说，“在答案水落石出之前，你是不会开心的，我说的对吗？”

“我真的一点也不在乎。”我言不由衷地告诉他。

他从眼角用小鼠般狡黠的眼光瞟了我一眼。“我觉得你很在乎，”他说，“从你的脸上我看得出，你认为我做的是某种很特殊的行当，你极想知道是什么。”

我不喜欢他这样揣摩我的内心。我保持安静，凝视着前方的道路。

“你也没猜错，”他继续着，“我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我的工作是所有行业中最最奇特的。”

我等着他说下去。

“你瞧，这也是我和你说话格外当心的原因。比如，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另一个穿便服的警察。”

“我看上去像是警察？”

“不，”他说，“你不是，你不像，任何傻瓜都看得出。”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丝和一包卷烟纸，开始卷一支纸烟。我从一只眼睛的眼角看他，这个有相当难度的操作在他手中竟快捷得难以置信。大约不出五秒钟就卷好了，他用舌头沿着纸边舔了舔，把它粘住。然后，不知从何而来，他的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打火机。打火机蹿出了火焰，烟卷被点着，打火机随之消失了，这完全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我从没见过有人这么快就能卷好一支烟。”我说。

“啊，”他说着深深吸了一口烟，“这么说，你注意到了。”

“我当然注意到了，这太棒了。”

他向后靠着，露出笑容。我注意到他如此迅速就卷好一支烟，这让他甚为得意。“你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吗？”他问。

“那么你说。”

“这是因为我有神奇的手指，我的这些手指，”他说着把两只手高高举在他的前面，“比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家的手指都要更敏捷、更灵巧！”

“你是钢琴演奏家？”

“别傻了，”他说，“我看上去像个钢琴家吗？”

我瞥了一眼他的手指，它们的形状非常漂亮，如此纤细、修长、优雅，似乎和他的其余部分根本对不上号。它们看上去更像是脑外科医生或钟表匠的手指。

“我的工作，”他继续说，“比弹奏钢琴难上一百倍。弹钢琴是任何笨货都能学会的玩意儿，现今，你走进任何一所屋子，里面几乎都会有小毛孩在学弹钢琴，对吗，没错吧？”

“或多或少吧。”我说。

“这当然没错。但在一千万人之中，没有一个人学得会我做的事情。一千万个人之中没有一人！怎么样？”

“很神奇。”我说。

“你说得非常对，这很神奇。”他说。

“我想，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了，”我说，“你是玩戏法的，你是个魔术师。”

“我？”他轻蔑地哼了一声，“魔术师？你能想象我到处去参加那些无聊的儿童派对，从帽子里变出兔子吗？”

“那么你是一个纸牌玩家。你让人们加入纸牌游戏，给自己发一手好牌。”

“我！一个下流的赌牌骗子？”他喊道，“那无疑是一种卑鄙的勾当。”

“好吧，算我没说。”

我现在让车子慢速行驶，每小时不超过四十英里，以保证不会再被阻拦。我们上了连接伦敦和牛津的主干道，正下坡向德纳姆而去。

突然，我的搭车人手上举起一根黑色的皮带。“这东西以前你见过吗？”他问。那根皮带上有一个设计独特的铜扣。

“喂！”我说，“那是我的，是吗？那是我的！你从哪里拿到的？”

他咧开嘴巴笑了，来回轻轻挥动着皮带。“你认为我是从哪儿拿的？”他说，“当然是从你裤腰上解下的。”

我向下伸手去摸我的皮带，它没有了。

“你是说在我们开车的时候，你把它从我身上拿走的？”我问，惊得目瞪口呆。

他点点头，用那双黑色的小鼠眼久久地看着我。

“这不可能，”我说，“你必须解开搭扣，然后把整条皮带从裤腰的环里一路滑出来。这瞒不过我的眼睛，即使没有看到你下手，我也会感觉到。”

“啊，但你没感觉到，对吗？”他得意扬扬地说。他让皮带落到他的膝盖上，这时，出人意料地从他手指里悬下一根棕色的鞋带。“那么，这是什么？”他大声叫嚷着，舞动着鞋带。

“那是什么？”

“这里有人丢了一根鞋带吗？”他问，然后咧开嘴笑着。

我朝下瞄了一眼我的鞋子，一只鞋上的鞋带没有了。“天呐！”我说，“你怎样做到的？我没见你弯下过身子。”

“你什么都没有看到，”他自豪地说，“你甚至都没有看到我动一下，你知道为什么？”

“是的，”我说，“因为你有神奇的手指。”

“对极了！”他喊着，“你的脑子一点就开窍，我说的对吗？”他身子后靠，在他自卷的纸烟上吸了一口，吐出一股细细的烟雾冲上挡风玻璃。他知道他用这两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让他非常高兴。“我不想迟到，”他说，“什么时候了？”

“你前面有钟。”我告诉他。

“我不相信车上的钟，”他说，“看看你手表上的时间？”

我撸起袖子看我手腕上的表，它失踪了。我看着那个人，他转过头对着我，露齿而笑。

“也被你拿走了。”我说。

他伸出手，我的表正在他的手掌中。“这是件好东西，”他说，“上等货，十八克拉金。也很容易脱手，处理高档货物从来不是什么难事。”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还是赶快把它还我。”我面有愠色地说。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只表放在他前面的皮革托盘上。“我不会从你这儿捞任何东西的，先生。”他说，“你是我的朋友，你让我搭了车。”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我说。

“所有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回答你的问题，”他继续说，“你问我以什么为生，我正在展示给你看。”

“你还拿了我什么？”

他再次露出笑容，这时他开始从他的外套口袋掏出一件又一件属于我的东西——我的驾照，吊着四把钥匙的一个钥匙环，几英镑纸币，几个硬币，一封我的出版商的来信，我的日记本，一支又短又秃的旧铅笔，一只香烟打火机。最后，是一只漂亮的老式蓝宝石戒指，上面镶有几颗珍珠，是我妻子的，我带着这只戒指去找伦敦的珠宝商，因为它脱落了一颗珍珠。

“现在还有一件可爱的物品，”他说着用手指把戒指翻过来，“它是十八世纪的，如果我没有弄错，属于乔治三世统治时期。”

“你说的对，”我深为感动地说，“千真万确。”

他把戒指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在了皮革托盘上。

“那么，你是个扒手。”我说。

“我不喜欢这个词，”他回答，“这是一个低级而粗俗的词，扒手是些低级而粗俗的家伙，他们仅仅干些简单的外行活，他们只会偷瞎眼老太婆的钱。”

“那么，你称自己什么呢？”

“我？我是一个手指匠，我是一个专业的手指匠。”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庄严而自豪，仿佛在告诉我他是皇家外科学院的院长或坎特伯雷大主教。

“我以前从没听到这个词，”我说，“是你发明的？”

“我自然发明不了它，”他回答，“这个称号只适合该行业的顶级人物。例如，你听说过金匠和银匠，因为他们是金、银方面的行家。我是手指方面的行家，所以我是一个手指匠。”

“这想必是一份有趣的工作。”

“它是一份神奇的工作，”他回答，“让人心旷神怡。”

“这就是你去看比赛的原因？”

“赛马大会是最容易得手的，”他说，“你只需在赛马后懒懒散散地消磨时间，看着那些幸运者排着队去取钱。当你看见有人领到一大沓钞票时，就跟在他后面，伺机下手。但不要误会我，先生。我从来不偷输家，也不偷穷人。我只跟踪承受得起的人，赢家和富人。”

“你想得可真周到。”我说，“你多久会被抓到一次？”

“抓？”他大声喊着，“我被抓到？只有扒手才会被抓。手指匠从不会。听好了，如果我高兴的话，我甚至能取走你嘴里的假牙而不被你逮住！”

“我没有假牙。”我说。

“我知道你没有，”他回答，“否则，我早把它们取出来了！”

我相信他。他的这些纤细的长手指似乎无所不能。

我们在车子的前行中沉默了好一会儿。

“那个警察打算对你进行彻底调查，”我说，“你不担心吗？”

“没有人会查我。”他说。

“他们当然会。他把你的姓名和地址都详详细细写在他的黑本子上了。”

这个人又对我狡黠地、贼里贼气地微微一笑。“啊，”他说，“他是这样做了，但我敢打赌，他没有把这所有的写进他的记忆里。有些人甚至记不住自己的名字。”

“这和记忆有什么相干？”我问，“都被写在他的簿子里了，不是吗？”

“是的，先生，没错。但问题是，他把那簿子丢了，他丢掉了两本簿子，一本上面写有我的名字，一本写有你的名字。”

这个人用他修长而优雅的右手手指，扬扬得意地举起了两本他从警察口袋里拿走的簿子。“这是我做过的最容易的工作。”他骄傲地宣布。

我差一点让车子偏离车道撞上一辆牛奶色的卡车，我实在太兴奋了。

“现在，那个警察对我们俩一无所知。”他说。

“你是个天才！”我喊了起来。

“他没有了姓名，没有了地址，没有了车牌号码，什么都没有了。”他说。

“你太了不起了！”

“我想你最好赶快离开这条主干道，越快越好，”他说，“然后我们最好生起一堆小篝火，把两本簿子烧了。”

“你是个神奇的家伙。”我激动地喊着。

“谢谢你，先生。”他说，“被人夸赞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初刊于《大西洋月刊》 1977.8